总干事们说
自然之友从成立至今已经21年多了。作为中国历史最久远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能存活至今并持续推动中国环保的发展，有痛苦、有喜悦、有思考、有行动。来认识一下历任总干事们，听他们说说那些年的故事。
我们和自然之友一起经历成长的艰难
自然之友历任总干事访谈
访谈 整理/丁品（自然之友会员）
工作模式转型的思考与阵痛
薛野（总干事2004年8月—2006年5月）
我是自然之友公开招聘的第一个总干事, 当时对这个组织的期待和推动发展的愿望很强烈。
从外部来说，从2004年起，一批标志性的环保组织开始推动“公众参与”，从宣传走向行动。
首先，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从遥远的地域转为关心切身的环境权益；
其次，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从提高意识转变为希望捍卫与自己生命有关的利益；
第三，我们要面对的对手，从过去的“草寇”，比如可可西里的盗猎分子，变为现在的“豪强”，他们是强大的利益集团，在与他们作战时，必须专业、有策略；
最后，现在的公众要求针对环境保护有所行动——一个环保组织是否能树立起公信力，就看它是否有效回应了公众在这方面的需求。
那么，自然之友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些转变？是否做好准备应对这些挑战？
我认为自然之友从创始之初就是行动型的组织，站在前沿回应社会需求。在还没有多少人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存在的时候，自然之友成立，一批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开始关注社会层面的议题，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行动。环境教育在早期也是一种行动。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对公众的启蒙很重要，自然之友正好也契合了这种需求。但是，后来为何自然之友被定位成“环境教育”组织而不是“行动型”“公众参与型”的组织？对此，不知我们的理事会是否有反思？
自然之友早期的行动是一种自觉，有感召力，但没及时调整工作模式和策略，开始步入徘徊。
第一，迅速“成名”后，没做总结反思，而且这个时候也没有挑战者让自然之友有紧迫感；第二，有一定规模后，自然之友开始形成以项目为核心的工作机制，但是却没有着意构建项目和使命之间的综合联系；第三，开创者缺少足够的前瞻和超越性。
另外还有一些潜在的问题：我们要推动的事业是需要社会资本的，以前自然之友有“梁先生”和“自然之友”双品牌，梁先生的逐渐淡出和逝去，如何做好自然之友本身的品牌，就显得很重要的，需要开创性。实际上要培养的是一个团队的品牌。
在机构内部，现在自然之友相较我在任的时候有了一些进步，前几年做了机构的战略规划。不过这还只是一个好的开始，还需要把战略规划内化，使之变为整个团队，乃至会员层面的行动共识。提及“共识”，当初我刚开始推动工作的时候，最难一个点就是没有完成好创造共识的过程。一方面我低估了组织转型中惯性的强大；另一方面，在共识不够的时候，任何一个摩擦都很容易产生大问题，这样做起来就会“欲速不达”。
自然之友原先的团队是以环境教育为底子的，现在要去影响公共政策，要对公共议题做第一时间的反应，会有很多的挑战，不同的工作领域要求的知识和素质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如果从推动公众参与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需要重新配置一下，形成老中青结合的格局。
自然之友的力量、特色在哪里？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应明确把自然之友定位为参与平台，建立会员自治模式，工作团队为这个平台提供公共服务，作为环保力量的孵化器。如果我们有大量的会员，就有了很强的代表性，有了很强的表达力量。另一方面，按照社团的方式去管理，筹资也有新的途径和保证。这一切，有赖于法律身份的继续突破和不同层次的会员发展。
最宝贵的是团队的信心
李君晖（代理总干事 2006年6月—2007年11月）
理事会给我当时的角色定位，是“看守内阁”。我所面对的是自然之友第一次机构转型启动后的震荡期，在很多会员、合作组织、资助机构等各方看来，自然之友处于危机中，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老牌民间环保组织会不会就此垮掉。
梁从诫先生自机构成立以来，一直以会长身份全职工作，既代表组织活跃在社会舞台上，也直接管理日常事务。从会长直接主管日常事务转变到会长+总干事以及层级化、复杂起来的工作团队，工作内容也多起来，这是影响很大的工作模式转型。这一转型本身是积极的，也是在理事会的共同推动以及工作团队的支持下发生的。但由于大家都缺少经验和沟通不畅，各方面应做的思想准备并不充分。
首任总干事离职之际，组织变动带来的震荡尚未平息。当时梁先生身体每况愈下，不再过问具体工作；“转型”时扩张过快、战线过长引致“成长的烦恼”：新设的岗位和初创的部门职能定位不清、跨部门的协作更需磨合；新开拓的事业方向，自身储备不足，有些工作半途而废……除了这些常规挑战，最紧急的是资金压力骤增，特别是可用于支付管理人员工资、房租及其他运营支出的可自主支配资金所剩无多……此时，来自外部的反馈多是担心和怀疑，团队内部则充斥着迷茫情绪。
不过茫然没有转变成泄气。先期紧急措施以节流、收缩战线为要，此后我和同事们花了几个月时间，全面梳理现状。在工作中保证信息透明、沟通及时，让团队和理事会都清楚了解局面。在问题变得清楚起来的过程中，解决问题的各种线索也浮现出来。团队在对问题形成共识的同时，随着团队内部管理日趋细化，财务策略从“节流”转向“开源”，筹款手段在拓展，合作伙伴及工作团队趋于稳定。
2007年春末入夏，自然之友搬进位于甘雨胡同的办公室，当月月底，财务报表显示收支持平。从此后，每个月都看见更加乐观的数字。非定向筹资一点点拓展着组织腾挪的空间；为组织发展专门筹措的两笔总约150万元资金可用在下一年甚至隔年，可做评估、咨询乃至管理经费之用。年底，财务统计显示机构年度收入第一次超过300万元。团队士气大大提振，“我们能行”的信心已经建立，因此可说机构运行步入正轨。这离不开很多朋友的支持——介绍各种资源、捐赠或者劝募、鼓劲打气、交流看法和意见、积极参加活动、提供志愿服务等等，不一而足。而整个不离不弃的团队在此经历中，获得最宝贵的东西是：信心。“别人再怎么帮助支持，问题还是要自己去面对、去解决”这个道理，真的懂了。
自然之友之所以要转型，当年很重要的考虑是，不能让整个机构置身于梁先生这一棵大树下“乘凉”。这个转变过程无论多么坎坷，经历了没有大树庇护的风雨，毕竟有新的根在大地扎下，有新的叶子在阳光下抽芽。从荫庇下走出，不期待神奇的拯救者，独立成活，信心不可缺少。
我以为，自主筹资非常重要。仅靠项目筹资不能保证组织的财务安全，更不能保证组织的发展，可自主支配的资金才能保障机构重要的基础……规划要经由合理的过程来制定，以超越三年五载的长远眼光考量其对机构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自然之友的“转型”几年来一直是业内话题。回顾“初心”，个人以为转型的成功不在于找到一个新的领袖人物来做庇护大家的大树，而在于能够持久地让很多“大树”、“小树”共同成长，终成茂盛的一大片林子。
在岗位上有了更全面、实际的认知
刘勇（代理总干事 2007年10月—2008年2月）
我2007年10月接任李君晖，代理自然之友总干事一职。
此前我是一名律师，是一名热爱户外旅游的“业余驴友”，在户外旅游中与环保组织的人接触甚多，自然之友对于人与自然的理念得到了我极大地认同。因着一些机缘,我走上了代理总干事的岗位，约半年的时间，后因病辞任。通过零距离与自然之友的直接接触，使我对公益组织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
二十年来，自然之友主要在做环境教育和社会倡导性工作，它的影响，它传递出的能量以及由此结出的果实历历在目。但是，在我工作的半年中，我看到，无论是专职人员和积极会员们都有一种奉献精神。“5+2，8+2”的工作强度，造成一部分人出现体力透支、亚健康现象蔓延，这种工作方式有点不可持续。
此外，自然之友创建二十年来一直实行会员制。它的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吸引和团结各地广大环保志愿者加入，但也因此产生了会员成分复杂、诉求多元、价值取向有差异、期望值太高等问题，这些问题多少影响到了自然之友领导层的决策和自然之友的工作转型。而且，这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点积重难返，处理时变得棘手。
同时，我感觉，自然之友需要更多地接“地气”，需要更多地深入到社区和民众中去，有时“小圈子”状态和思维时间长了，会不自觉地产生道德优越感或是自我封闭。
我上任时较为仓促，思想准备不充分，虽然也有着解决问题的比较天真的想法，但在遇到许多具体问题却一时不知如何入手。加之自然之友当时正处于大的战略调整期，在做组织的战略规划，使许多问题同时都呈现出来。突然面对纷繁的难题，疲累和焦虑也导致身体难以支撑，以至离任。
离开代理总干事岗位以来，我也不时在思考这些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启用会员中（或工作人员中）已经积累了相当实践经验的青年人，放在关键的岗位上，这样，未来才会充满活力。现在自然之友已经迈出了这一步，这让我倍感欣慰。
勇于探索，不断积累经验
李波（总干事 2009年1月至2012年5月）
我在任职后，遇到比较复杂的事是多次机构身份注册工作，这个经历，让我对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的现实处境有了深刻的感知。
此外，我主要推动了如下的工作：
在此前四年努力未果的情况下，持续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在云南曲靖陆良县六价铬废渣非法堆放并造成污染损害事件中，自然之友向曲靖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成功立案及审理。这是非官办民间公益组织提起诉讼第一案。在这起重金属废渣污染案中，我和同事以及公益律师团，从实际经验中真正认识到环境污染案件中的法律关系，污染证据、污染危害清除、长效的监督执行等交叉议题中，有太多的空白领域，充满挑战和实践的机会。
与此同时，自然之友还参与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倡导工作。在其相关条款中第一次规定，发生环境安全、食品污染等犯罪行为时，社会组织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另外，如小南海水电站47 31979 47 15288 0 0 1156 0 0:00:27 0:00:13 0:00:14 3160 47 31979 47 15288 0 0 1046 0 0:00:30 0:00:14 0:00:16 2932g>，涉及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重要生态红线修改的重大议题，自然之友等组织力推信息公开、环评全过程的监督和水电项目的科学决策，并促成两会提案的提交。
中国正快速地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人口规模激增，其消费剧增的指标之一就是垃圾巨量增长。借鉴韩、美，德以及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曾走过的弯路和经验，自然之友和其他民间环保组织成立了中国“垃圾零废弃联盟”，旨在为“十二五”和“十三五”固废处理政策建言，并探索更为可行、可推广的垃圾减量措施。
我们通过低碳家庭项目，开拓主流环境议题在公众中的参与机会。尝试把气候变化议题拉近社区，结合家庭情况改善能源使用；创造社区工作平台，使公众逐渐理解并积极参与节能活动，并监督能源政策的实际后果。尤其在各地雾霾等空气污染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低碳家庭的意义将会更加凸显。
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人口与自然失去联系的问题有深远的影响，急需新的工作方式来弥补这个有着潜在市场需求的重要空缺，原来传统的环境教育模式需要进一步创新。我们与北京市林业学会等机构合作，在八达岭青龙林场建立了自然教育中心；借鉴国外经验，开展城市人群的自然体验活动，服务对象从学校扩大到社区。
与不同地域、不同身份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会员小组和草根组织合作，也是一个大课题。我们尝试推动当地的会员小组来回应当地的环境问题，也积极支持各地草根组织的行动。例如，武汉小组、河南小组、湖南郴州小组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再如对多项环境诉讼案、污染受害者案的援助与支持等，都体现了这方面的努力。
自然之友成立二十年来，社会发展得更加多元化，民间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渠道多了、方法也更加多元化，各组织都在寻找自己的定位，求新求变的呼声很高，因此对自然之友的期待和批评声音也颇多，这都是正常、必要的。自然之友更需要在实践中勇于探索，积累经验，回应多方的期待。
回顾三年半任期中的问题，我认为自然之友要更注意充分开发利用社会资源，加强在环境议题上的洞察力和专业指导能力。根据自己的社会资源和实力，精简项目选题，培养有深度的专业议题。在实践中，不图虚名、不铺摊子，把精力放在多干实事上。
培育绿色公民，是自然之友的根本使命
梁晓燕（执行理事 代理总干事 2008年3月至12月；2012年5月至2013年7月）
我在自然之友是执行理事，并先后两次代理总干事。从参与创办自然之友时我们就不断地问自己：自然之友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如何让纸面上的使命在具体工作中落定下来、体现出来？虽然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达到圆满的共识，但我和历任理事会成员、历任总干事、团队同事们一直在追寻和尝试。
在自然之友创建之初，基本上是碰到什么就干什么，使命、目标和长期战略问题还没有凸显出来。后来，逐渐出现问题，随机性、一般性的工作容易流于表面，虚而不实，无法抓住工作重点等；同时因筹款的压力和团队建设的需要，以项目实施为主导的工作模式逐渐成型。这以后，项目成为筹款和日常工作的核心，似乎有了一定的持续和累积，但也呈现出新的倾向：项目过于封闭和狭窄，和更宽泛的环保人群无法建立相应的通道。如果仅以具体项目的成效作为衡量标准，自然之友就变成资助方的项目执行机构。久而久之，是否会丧失它成立时的初衷？
2007年10月，自然之友理事会决定制定中长期战略规划，着手解决基本思路不清、使命不明、责任感弱化、缺乏领军核心人物等问题。虽然当时我也是仓促上阵（作为其他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当时在外地长期工作,2008年1月回京），前期参与不足，但通过战略规划目标论证，从中学到很多东西。这次战略规划的重要成果，就是在自然之友使命问题上取得了基本共识。使命表述为：搭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平台，让环境保护的意识深入人心并转化成积极的行动。我认为这一表述突出了自然之友的“发心”和特点，有利于专职团队工作目标的确定。
但是，有了战略规划并不等于自动就有了清晰的工作目标和资源匹配。问题仍然是复杂的——如何基于项目又不受困于项目？如何在项目设计的时候就把延展性的公众参与作为基本需求考虑进去？如何在项目之间构建起可预期的、相对稳定的联系，让“项目群”形成和使命明确相关的工作链条？
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项目筹资到位，能按时完成项目计划任务书中规定的工作、向资助方有一个比较圆满的交代，这显然是不够的。在我的认识中，自然之友作为一个（本质上的）社团组织，其根本使命是为环保行动者搭建平台、创造尽可能多的公众参与机会；其项目实施过程以开放性、可延展性、可推广性为特征；也就是说，我们的项目工作是通过具体的实践和传播，凝聚人、改变人、推动人，通过组织起来的人去改变环境。这样的工作模式趋于成熟，往往能够以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环境保护的成效有赖于日渐成熟的公民社会和大量有行动力的“绿色公民”。在我国，虽然已有了二、三十年的努力，但这方面的雏形刚刚出现，以此为自己使命的公益组织还很少，所以，这一工作尤其显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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